2023年4月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主办的“治乱与太平”主题研讨会于中国政法大学海淀校区成功举办。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经典中的治乱与太平”“东西方文明史观之异同”“人类文明中的战争经验及其反思”等议题提交论文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会议伊始，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李德顺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干春松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壁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卢春龙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文兵教授进行主题发言。

李德顺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和同之辨”与“分合之论”》。他提到，“和同之辩”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命题，由它启示的“和而不同”，显示了一种面对多元文化的超越性智慧和价值情怀。“分合之论”则是产生于社会现实的一种历史观察，它以一元主义情结反映和代表着价值观念的某种不成熟形态。古人从“和同之辩”走向“分合之论”是因为其客观上还不具备这样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条件。而当今我们应当重新走向“和而不同”，其逻辑是以承认并尊重多元主体为前提，以寻求主体间有效的“公正秩序”为目标，主张一种自觉的价值立场和取向。

干春松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历史趋势下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柳宗元<封建论>的前因后果》。他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以秦始皇议立“封建”的争论为源起，探讨了秦、汉、魏到唐初的“封建”、“郡县”之争，追溯该问题引发反复讨论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政治需求的共振关系，指出郡县制的确定是历史之“势”决定的。《封建论》既是对前人讨论的系统总结，又从“势”、“理安”等观念提升了该问题的理论高度，因而被苏轼等人认为具有该争论的“终结”式的理论价值。《封建论》还对于张载、朱熹、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文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沃格林论中国的天下时代》。他指出，沃格林认为秦以后的中国天下变成了一个膨胀了的国，这一看法还可能隐含着他基于奥古斯丁的双重天下主义而来的某种批判意识。如果以这个立场来看中国在汉以来的新的秩序综合，特别是由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教建构，由于缺乏一个类似于罗马教会那样的独立的普世教会，孔子所建构的精神层面的天下在秦汉以降的中国历史上只能屈服于现实层面的天下。教统依附于治统这一独特的政教综合方式的确带来了相应的问题，但同时也避免了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所出现的那种类型的政教问题。通过文治与武功的结合，中国一直保持着或试图保持“大一统”的内部秩序，这与欧洲后来的历史走向完全不同。

吴飞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礼学视角下的战争》。他说，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国家被理解为暴力机器，战争就内在于国家乃至文明中。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都以战争为政治的中心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从未将战争当做国家的决定性因素。现代学者也大多不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以社会契约、暴力机器等方式由暴力建构文明秩序的方式，礼乐文明作为构建文明的一种方式，是对自然生活方式的节文。宋代陈傅良认为，《司马法》就是古之军礼，其成为今人理解古之军礼的重要入手点。《司马法》认为战争是国家的一种权制，国家的文明理由不建立在战争的基础上，但必须在战争的权制中维护国家与文明。

陈壁生教授的发言题目为《郑玄经学与“太平制礼”问题》。他提出，汉代今文经学体系以《仪礼》为礼经，故在礼经之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一系列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汉代对礼乐有其实际需求，既要求天下进入太平，太平才能制礼；又要求有新的圣人出现，圣人才能制礼。这导致了汉代礼乐与制度的分裂，即制度承袭秦代，礼乐需待太平。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时王始终需要礼乐制度。因此，汉末的郑玄以《周官》代替《仪礼》成为“礼经”,以两汉今文经学的“礼乐之礼”吸纳“礼经之礼”，郑玄的新思路对后世王朝制作礼乐的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卢春龙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比较历史政治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文化探析》。他认为，西方政治学在考量中国政治文化相关问题时遭遇了众多的“例外”并因此陷入解释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西方政治学对历史方法的忽视和对现代化范式的迷思。这使得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历史长河，把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看作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又一版本。卢教授用比较历史政治的方法考察中国政治文化四个潜在的核心要素:大一统思想、偏重政治秩序、民本倾向以及对权威和科层制的敬畏。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价值观具备历史延续性和中国独特性，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它们可能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脉络的关键所在，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很多现实中的中国政治现象。

文兵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法治”：译、名、实》。他认为，汉语哲学不仅是指向哲学自身，而且也关涉到思维、语言、现实之间的复杂多层关系。以“法治”这一概念为例来说明这种复杂关系，可以发现“法治”一词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可能负载了不同意义。这就要求汉语哲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研究思维与语言之关系，而且更是要指涉到外在的现实，“汉语”不仅明指了一种语言，也是涉及到一种语境。离开了这种语境，思维与语言就会游移和飘浮起来。他希望在追溯希腊文中的eunomia一词及其被英译为the rule of law再被汉译为“法治”“依法治国”时，进一步考察时代变迁与社会变动，更好做到跨语境和跨文化的有效交流。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老师按照议程安排，进入分会场继续进行发言和讨论。

在第一分会场，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王威威老师、清华大学哲学系赵金刚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傅正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李春颖老师发言。

王威威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势足以治天下吗？——慎到的势论与法、术》。她围绕慎到的“势”论展开讨论，澄清慎到之“势”的内涵，尤其是他的“势”与韩非之“势”的区别及联系，进而探讨其势论与法、术思想之间的关系。赵金刚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德礼为本，刑政为末——朱子思想中的德、法关系》。他提出，虽然朱熹主张德礼为本、刑政为末，强调德礼的优先性，但是德礼刑政都是“天理之节文”，刑政并不必然与理学的最高原理冲突。朱子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在儒学的框架内安顿了刑政、刑罚问题。傅正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商鞅之死——再论儒、法关系》。傅正老师从“商鞅之死”事件开始，论证了法家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刻薄少恩”的特点。他认为，法家思想中包含了很多现代性因素，“周秦之变”无愧于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古今之变”。李春颖老师的发言题目为《所禀即所值——朱熹对孟子性命之辩的解读》。她提到，朱熹会通诸家注释，贯通《孟子》和《中庸》，一方面将性命之辨置于天人视域中，另一方面将其纳入理学体系中，获得了圆融的阐释；他以“天命”释“命”，并进一步贯通了性与命。

在第二分会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杨英老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陈慧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吴天宇老师发言、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郜喆老师发言。

杨英老师的发言题目为《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服丧制度的调整》。杨英老师说，西晋《新礼》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它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使得西晋重新建立了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陈慧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引<诗>褒贬：干宝<晋纪·总论>的兴亡书写》。她提出，干宝《晋纪·总论》作为西晋史论总纲，却引《毛诗》经文多处。他既有一定的“文体”、“史体”意识，又有将引经与修辞、论史熔铸为一的潜在意图，重新勾连了引《诗》讽谏与《春秋》褒贬的经史传统。吴天宇老师的发言题目为《“五等”与“国家”——论<孝经>的身份秩序与政治秩序》。吴老师认为，《孝经》提出以“五等之孝”统合“天下—国—家”的全新“国家”学说，重“五等”秩序而轻君主统治。这体现出《孝经》与法家学说相对立、与战国秦汉之际君权强化相对立的思想倾向。郜喆老师的发言题目为《西汉“三统”理论的转折》。郜喆老师提到，在西汉时期，“三统”理论经历了从董仲舒“三统说”到刘歆“三统术”的转折。理清这一转折就可以明晰“三统”的性质与作用，并揭示出西汉儒学性质的转变。

在第三分会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罗朝慧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李璐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吴照玉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李灵婕老师发言。

娄林老师的发言题目为《施米特论主权作为“政治神学”问题》。他论证了施米特理论中没有明言的观点：虽然欧洲的国际法秩序的建立是欧洲文明力量的象征，可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构想破坏了16世纪开始的国际法秩序。罗朝慧老师的发言题目为《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循环论证”和“孤立人”诘难之伪》。罗老师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完整呈现了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的感性历史过程，驳斥了对马克思早期异化论“循环论证”和“孤立人”的诘难。李璐老师的发言题目为《法治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善》。她主要从法治是一种工具性的善还是一种道德价值的争论出发，通过对比论证了主张前者观点的模态法治观的优势。吴照玉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去政治的政治哲学筹划何以可能》。吴照玉老师梳理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最终走向社会历史批判的过程，认为只有如此马克思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政治的难题，完成其去政治的政治哲学筹划。李灵婕老师的发言题目为《论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辩证法》。她认为，西方列宁学中存在着“断裂说”的立场，该立场尝试将列宁的后期思想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以摆脱将之纯粹政治化的阐释倾向，而将俄国革命的行动理论化了，使其获得了理论意义上的普遍性。

在第四分会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常达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孙国柱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秦晋楠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吕明烜老师发言。

常达老师的发言题目为《从经典中的人君之“家”重审儒家人伦理想的建构》。常达老师着重对人君之“家”这一特殊的伦理空间进行探索。在“天下—国—家”的秩序中，天子、诸侯作为人君乃是至尊，但在“尊尊”之外，儒家仍旧要求其必须容纳“亲亲”的内涵。公与私、亲与尊，在人君身上得以兼容。孙国柱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太平经>的共生思想及其社会实践价值》。他以《太平经》为例，探讨早期道教经典的共生思想。《太平经》构建了一套完整而深刻的宇宙论学说，注重人的自由。《太平经》还将“乐”与“治”联系起来，将乐治的境界分成四个层次，并详细解说了由之产生的六气。秦晋楠老师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哲学方法论中的“世界哲学”问题——以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为中心》，他通过检视中国哲学学科奠基人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中世界哲学问题的看法，对中国哲学学科奠基人往往持有的期许新的世界哲学的立场予以肯定，并以此尝试重新评估其意义。吕明烜老师的发言题目为《礼治视域中的车舆之用》。他认为，车舆在经典系统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而车舆的改良纪原则刻画了器物功用的层累叠积，关注着丰富综合的人类生活。

在第五分会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冯庆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张培均老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文军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梁心怡老师发言。

冯庆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军国民”与“美育”——梁启超审美启蒙观的意图调整》。冯庆老师认为，早期梁启超的关切点主要放在国民之铁血意识的培养，在其晚年由于受到反思一战思潮的影响，更多地转向了对民众美育的培养。张培均老师的发言题目为《从希罗多德看克里斯提尼改革与希波战争的爆发》。张老师说，希罗多德笔下的克里斯提尼改革更接近一场“僭越”改革而非“民主”改革，这场改革与希波战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文军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对勘》。他从“祭仲行权”这个概念出发，认为公羊学“祭仲行权”意在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即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主张亦合于此。梁心怡老师以莎士比亚《亨利四世》文本为例，突出福斯塔夫所具有的“非政治”心性对于政治生活的破坏作用，点出“非政治人”形象背后隐秘而非凡的危险性。

在第六分会场，《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仝广秀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龙涌霖老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及哲学系高思达老师、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姚裕瑞老师。

仝广秀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名教与天理：宋代理学视野下的“文王称王”》。他认为汉宋之间对“文王称王”问题的不同诠释体现出“天命”到“天理”的学术转向，宋儒的诠释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事功的忽略。宫志翀老师的发言题目为《康有为三世说的历史哲学色彩》。他提出，三世说并不具备现代历史哲学共通的一些属性，廓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及原因，对于澄清三世说的性质也很重要。龙涌霖老师的发言题目为《秦汉农民问题与古典宇宙论的兴起》。他认为农民问题与阴阳问题的深层关联，是战国时期宇宙论得以可能被君主接纳并向汉代思想全面渗透的政治基础。高思达老师的发言题目为《晚清“夷夏观”嬗变——以龚自珍为视角的考察》。高老师说，龚自珍的夷夏观将边疆史纳入到国史当中，重视以“中国”为整体单位的边疆谱系学。面对欧洲势力的到来，龚氏将“中国”与“夷人”作了区别，使得传统的“夷夏之防”被转化成为“中外有别”。姚裕瑞老师的发言题目为《作为黄老学人性论的“人情模式”及其秩序》。通过对黄老学“人情”概念的探究，她展示了黄老哲人对于人的本性的独特的构造和看法，揭示了黄老学坚持法律的统治并期望一种制度理性和法律共同体理想的人性根据的原因。

至此，“治乱与太平”主题研讨会完满结束。